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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，入主中原后为了维系高贵的血统，实行了“满汉不通婚”的政策，后来被定为祖制。因此，很多人都认为，满洲贵族甚至是一般的满洲旗人都是不能与汉人通婚的。其实，这里存有误解，下面就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。
满汉通婚，在清初原无禁例，相反，作为笼络汉人的一种策略，还曾一度受到统治者的鼓励。太祖努尔哈赤时期，抚顺城明军守将李永芳降附，娶贝勒阿巴泰之女为妻；佟养性自明境投归，娶宗室女之为妻，两人遂以“额驸”自炫，并为大清开国竭尽披肝沥胆之能事。
太宗皇太极攻取大凌河城后，采纳贝勒岳托的建议，下令以将诸贝勒之女嫁于明朝一品降将，以诸大臣之女嫁于二品降将，以国中汉人之女和各庄头之女配给众降兵。同时，汉人之女嫁给满洲的亦复不少。
清朝定鼎北京后，仍准满汉官民相互婚娶，并制定出呈报的具体办法：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，以及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人为婚者，呈报礼部；无职者听其自便，无需报部。但当时满汉矛盾尖锐，通婚并不普遍。在内廷，顺治帝福临选汉官女备六宫，如恪妃，就是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。恪妃于康熙六年病逝，康熙帝追封为皇考恪妃。
内务府满洲娶汉女的情况也常见于史料。道光朝重臣英和《恩福堂笔记·述事赋》中记载，他的先祖布舒库随某宗室王西征，借宿在陕西一张姓人家，张氏择一女许配给他。大军凯旋后，布舒库送女返回京城，不到半年，该女已满语纯熟。
康、雍年间，满汉隔阂还较深，通婚阻力重重。乾、嘉以后，满人浸染汉文化，成见日愈消融。许多满洲旗人常年出外做官，不能不密切与汉人交往。这个时期开始流行满汉通婚，但往往是以满人纳妾的形式出现。清代的家法是“皇后诸妃及凡满洲之正室皆不与汉人联姻”，关键所在是指“满洲之正室”。换言之，满人纳汉女为妾，不在禁例之中。
满人纳汉女为妾这种现象，在雍正年间已经十分流行。这种情况在中小贵族和一般满人官员之间尤其常见，而且朝廷对此也不加阻拦。其实，早在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很多满人官僚通过织造府从江浙一带购买美女为妾为婢，就是在宗室内部，也见多不怪。
满洲贵族世家纳妾成风，说明满汉不通婚的规则，只是被表面维护着。男人应酬官场，所娶正房最好是旗女，纳妾则多民女。这种变通的方法，既维护了“首崇满洲”的古训，又满足了他们多妻多妾多子的需要。
在人类社会中，正是通过婚姻的媒介，一族的血系传播到其他族群，与此同时，其他族群的血系也汇聚到一族中，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混杂过程。世代越远，混杂程度越高，其从父系祖先所得的遗传就越少。从理论上讲，儿子从父亲得到的遗传占全部遗传的二分之一（另一半为母系），到了孙辈只有四分之一，然后是八分之一。
如果以此类推，到了第十世，身上所有的远祖遗传只有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；降至数十世后，远祖遗传已无异于沧海一粟。联系到满洲世家的婚姻情况，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：尽管清初八旗内部满洲、蒙古、汉军，是基于民族差异的划分，不断往复的通婚，却使这种划分失去了当初的血统含义，而蜕变为行政隶属的一种符号。同样，旗民通婚，则在更大范围内导致满汉血统的融通。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十二月二十三日配资股票盈利，慈禧太后颁布懿旨，在体制层面规定了满汉准许通婚。这个维持了二百多年且仅仅是形式的“祖制”，最终被民族融合的大流给淹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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